標題: 中國古代日食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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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日食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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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日食典》劉次阮著

在中國古代各種天象記錄中,日食記錄佔有特殊的位置,記錄最為完備。這不僅因為日食(尤其是日全食)的現象非常壯觀,常常引起人們驚恐,而且按照中國傳統星占理論,太陽代表皇帝,日食是上天對皇帝的警示。日食發生,皇帝往往要素食,避正殿,齋戒救護,甚至下詔罪已。另一方面,編制和頒布曆法,是帝制時代最重要的政事之一,而“曆法疏密,驗在交食”。因此,系統地觀測和記載日食,既是封建迷信的儀式,也是科學研究的需要。中國現存系統的日食記錄,始自春秋時期。 《春秋》魯國歷史中記載了37次日食。戰國和秦代的日食記錄散軼嚴重。自西漢起直至明末,日食記錄相當完整。這些記錄的形式也相當簡單:某年月日(干支),日有食之。其他的信息不多。清代記錄不僅完整,往往還有詳細的食分和時刻,但據研究這些數據多是預報而非實測結果。

留存至今的古代日食記錄,在史學和科學兩方面都有重要的學術價值。日食記錄與諸多歷史事件(尤其是與國君相關的事件)相聯繫,自然就成了史學研究中的線索。這些記錄在史書中輾轉相傳,也就含有版本和文獻學的信息。日食記錄反映出當時對自然現象、天人關係的認識,當時天文工作的組織活動規律,當時曆法計算的水平。這些都是科技史研究的對象。此外,早期歷史年代和地球自轉長期變化規律的研究,也常常求助於古代日食記載。本書正是以上種種研究所需要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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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日食記錄

春秋以前的日食記錄,零散而含糊,我們稱之為早期記錄(有些其實並不能公認為日食記錄)。筆者對這些記錄文獻和圍繞這些記錄的研究進展,做過全面的介紹。對於早期日食記錄的研究,除了對原文的理解和演繹,確定該記錄是否為日食及什麼樣的日食外,還有兩個共同的問題:年代範圍和天文計算方法。這些早期記錄往往沒有確切的年代日期,同時那一時代又沒有確切的紀年。其實人們研究這些日食記錄的主要目的在於通過它們獲取年代。 “夏商周斷代工程”通過各學科合作(包括天文方法),已提出包括西周各王王年、商代後期部分王年和夏商大致起始年的年表,這對於早期日食的研究無疑具有重要的參考作用。此外,當今天文計算方法用於計算遠古時期日食實際上有很大的不確定性,我們已在上文(1.3.9節)討論。

  (1)三苗日食。 《墨子·非攻下》在論及古代聖王大禹征伐“有苗”時說:“昔者三苗大亂,天命噬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龍生於廟,犬哭於市,夏水,地坼及泉,五穀變化,民乃大振。高陽乃命玄宮,禹親把天之瑞令,以徵有苗。”彭瓞鈞等認為,“日妖宵出”或“日夜出”應是一次“天再昏”現象:當黃昏日落前後日全食(或接近全食)發生,天色突然變黑;幾分鐘後全食結束天色轉亮;接若是正常的黃昏天黑過程。如果古人把日食引起的第一次天黑當做自然黃昏,那麼其後出現的天色轉亮就成了反常的“日夜出”了。他們認為這是發生在公元前1912(禹三年)的日環食。顯然,將“日夜出”指認為日食,根據還相當薄弱。

  (2)仲康日食。 《尚書·胤徵》記載“乃季秋月朔,辰弗集於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屍厥官,罔聞知,昏迷於天象”,仲康王派胤率軍前往征討。更早的文獻《左傳·昭公十七年》和《史記·夏本紀》對此事也有類似的記載。文中指出“月朔”、“辰”(古文有日月合朔的含義)、羲和(古代天文官)失職和恐怖天象造成混亂,都使人聯想到日全食的情景。 《左傳·昭公十七年》更是將這段記載直接與日食事件相聯繫。因此它在歷史上一直被認為是一次大食分的日食記錄。事件發生的季節,除了上文中的“季秋”以外,《左傳》暗示它發生於夏四月”。“辰弗集於房”難以解釋,它常常被理解為日食發生在房宿(星座)。這次事件,往往被認為是世界上最早的日食記載,古今中外許多人對此做過研究,結果眾說紛紜。吳守賢對前人的工作進行了全面詳盡的回顧與分析,總結出總共13家不同的年代結論。用現代方法做了复算,澄清了一些由於計算誤差或計算錯誤而引起的誤會。在對文獻和天文學背景做出全面分析的基礎上,用現代天文方法對3個世紀中中國可見的日食進行了搜索。在夏商周斷代工程史學主面提出的相應年代的範圍內,提出BC2043,BC2019,BC1970和BC1961四種可能的方案,

  (3)三焰食日。商代武丁王賓組卜辭有一版龜腹甲(《甲骨文合集》11506),董作賓《殷歷譜》中釋為“三焰食日,大星”,指為日全食,“三焰”是三條日珥,全食時看到大星也是很形象的。此後眾多學者進行了研究,例如周鴻翔讀為“王占曰止殺勿雨乙卯於明霧三焰食日大星”,可譯成:“王做了預言說,無災無雨,從乙卯到次日清晨有霧,三焰食日,大星出現。”然而不同的意見從一開始就存在​​。最近李學勤在“三焰食日卜辭辨誤”一文中重新對這版卜辭及過去的研究做了拿面梳理和新的考釋,釋讀為“甲寅卜殼貞,翌乙卯易日。貞,翌乙卯(乙卯)不其易日。王占曰:止勿薦,雨。乙卯允明陰,乞列,食日大星”。其大意是:在甲寅這一天,殼(卜者)貞問次日乙卯是否天晴,這是為了祭祀的事。王根據占卜的結果判斷說,不要陳放祭品,天要下雨的。到了乙卯日,天亮時果然陰天,停止陳放祭品,上午吃飯的時候,天氣大晴。以此否定日食的說法。

  (4)日月又食。商代歷組卜辭有“癸酉貞日月又(有)食,惟若;癸酉貞日月又(有)食,匪若”(《殷契軼存》374)。其中“月”字又可視為“夕”。所述是何種天象,歷來眾說紛紜。有認為日食或月食發生,由於前不久有一次日月食,故而貞問吉凶;有認為癸酉日夕(黃昏)時日食;有認為日食晝晦如夕(夜);有認為癸酉日間月食(帶食出沒的月食)。又有以“日月又食”為《漢書·天文志》之“日月薄食”;有認為貞問是否會發生日月食。或又以為“日月”乃一“明”字,解釋為天明時日食。張培瑜根據前文所述各種解釋都做了推算,試圖找出對應的事件。另外,歷組還有一片殘片,刻有“貞日又食”,顯然是日食。因為沒有乾支,無從推算。

  (5)日又戠。商代歷組卜辭有日又(有)戠記載,似指嚴重的天象:

乙巳貞……日又戠,夕告於上甲,九牛。 《甲骨文合集》33696

乙丑貞,日又戠,允惟戠。 《甲骨文合集》33700

庚辰貞,日又戠,其告於父丁,用牛九。 《甲骨文合集》33698

辛巳貞,日又戠,其告於父丁。 《甲骨文合集》33710

郭沫若首先指出“戠”與“食”音近,同音通假,可能是日食。此外也有太陽黑子說,日色變紅說,由於後來又發現了“月又戠”卜辭,太陽黑子說已不能成立。李學勤在“日月又戠”一文中討論了這些記錄的前後文,對比相關卜辭的詞義,引用古文字學家近年來的相關研究成果,確認“日以戠”為日食。

  (6)天大曀。古本《竹書紀年》有“昭王十九年,天大曀,雉兔皆震,喪六師於漢”。此事發生在周昭王南征荊楚的過程中,《初學記》(卷7地部下)、《開元占經》(卷101)、《太平御覽》(卷907獸部)都有引用,南征事也在銅器銘文中屢見。古辭書釋“曀”為陰暗、陰風、天地陰沉意。當日食發生,接近食既時,天空迅速轉暗,野雞野兔因之驚惶逃竄,甚至由於地面冷熱不均而陰風乍起。類似的情況古今中外常見記載。因此“天大曀”很可能是一次食分很大的日食。至於為什麼不記日食而記“天大曀”,可以解釋為陰天。當時尚不能預報日食,甚至尚不能定朔,因而未能聯想到天色轉暗是由日食引起的。這一點與下文中“懿王元年天再旦”頗相似。筆者計算分析了公元前1000—前950年之間的日食,結合夏商周斷代工程的西周年代結論,認為公元前976年5月3l日日全食是“天大曀”記錄的最佳解釋。

  (7)天再旦。古本及今本《竹書紀年》皆記載“(西周)懿王元年天再旦於鄭”。從字面上看,是天亮後又亮了一次;“鄭”是當時地名,在今西安市附近。劉朝陽等在20世紀40年代率先指出,這是一次日出時發生的日全食造成的天光變化。不少學者試圖由此得出周懿王年代,但未得出一致的結論。筆者分析總結了前人的工作。我們建立了描述這一天象的物理模型和定量計算方法,利用1997年日食在新疆北部組織的多點實地觀測驗證了這一方法。通過對前後160年日食的搜索計算和對歷史背景、自然狀況的分析,確認懿王元年天再旦的記錄應出自公元前899年4月21日日食。這一結果還得到出土青銅器“師虎簋”銘文的支持,並被“夏商周斷代工程”階段性成果採用,成為建立西周王年體系的七個支點之一。

  (8)詩經月食。 《濤經·小雅》的《十月》篇有“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這是一首批評君王的詩,《毛詩》題為“十月之交,大夫剌幽王也”。原文明白地指出,十月朔日辛卯發生了日食,前不久還發生了月食。歷代學者對經文的背景做了大量的研究和註釋(見《十三經註疏》)。自唐代一行以降,歷代天文學家試圖用他們的計算方法來推算這次日食。其中幽王六年之說最為引人注目,因為唯此一例其歷史背景、月份、前後文都能符合。但是現代天文計算卻發現該次日食(公元前776年9月6日)在西安—洛陽一帶並不能看到,陝北—北京一線方能察覺。筆者回顧了史學方面和天文學方面對詩經日食的研究以及尚仔的困難,對相關的天文因素進行了全面的梳理,希望能對史學家對於詩經文獻的含義與背景的研究有所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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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規日食記錄(春秋至明末)

《春秋》一書記載了37次日食,這是中國古代常規日食記錄的開端。第一條在魯隱公三年: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如果該紀日干支與後世相連續的話,可以推出這一天對應於公元前720年2月22日。根據現代天文計算當天正好有日食發生,在魯都曲阜可見食分0 41,因此證實了這條記錄。這也是中國紀日干支連續性的最早的獨立證據。這種“年”、“月”、“干支日”、“日有食之”的日食記錄格式,為此後歷代所沿用。

春秋二百四十餘年,魯國可以看到的日食約90次。其中食分在0.1以下,肉眼難以發現的約20次。考慮到陰雲遮蔽的情況,能夠有37次記錄,可見當時對日食的觀察記載,是持續而認真的。據張培瑜等研究,這批日食記錄在經過合理的文字修補後,有33次可以由現代計算所證實。考慮到文獻流傳中難以避免的傳抄錯誤,這些古代記錄應當說是相當真實可靠的。

戰國日食記錄現存僅有9條,皆存於《史記》秦本紀或六國年表,用秦紀年。這幾條記錄都只有年,沒有具體日期,無法確證。但有些年根本就沒有任何可見的日食,顯然是錯誤。

自漢初以至於明代中葉,這一時期的記載有著相當一致的特徵。 ①連貫而齊全,凡是實際發生的日食,少有遺漏;②記錄形式簡明劃一,如上述“年”、“月”、“干支日”、“日有食之”的格式,少有詳情; ③幾乎全都來自正史的帝王本紀、天文等志以及宋代以後的《通考》系列,極少有其他獨立來源。因此我們把自春秋至明代中葉的日食記錄稱為中國歷史日食的常規記錄。

常規日食記錄除了上述簡單形式外,往往也帶有一些細節。例如《舊唐書·天文志下》記載:

肅宗上元二年七月癸未朔,日有食之,大星皆見。司天秋官正瞿曇撰奏曰:“癸未太陽虧,辰正後六刻起虧,巳正後一剝既,午前一刻复滿,虧於張四度。”

這條記錄包括了全食(既)的信息和初虧、食既、復圓的時刻以及日食所在星座,堪稱相當的完備。可惜這樣的記錄很少。詳細記錄往往出自諸史《律曆志》,常於討論曆法精度時用作檢驗。可以想像,當初觀測時多有詳情記載,只是編纂史書時被精簡掉了。

筆者對這一部分日食記錄進行了歸納整理,編成一個計算機可讀形式的表,因此可以方便地對這些資料進行統計。自春秋至公元1500年共有獨立(即重複的不計)的日食記錄938條。其中包括的詳情大致有以下幾類:

  (1)未見到日食的記錄。古代天文學家在日食以前進行預報,然後在日食時實際觀測,記錄在案。如果預計的日食沒有看到,往往也會做出記載。因此在史籍中常有“當食不食”(其實是預報不准確)和“陰雲不見”的記錄,並認為是皇帝的德行感動上天,因而加以慶賀。在上述961條日食記錄中“當食不食”記錄有31條,“陰雲不見”的記錄37條,都從南北朝開始。看來,這是中國古代常規預報曰食的起始。此外,還有一條“未報而食”。以上三種記錄,都說明當時對日食有預報和觀測兩個環節。

  (2)日食食分記錄。春秋37次日食中就有3條“日有食之既”。此後的記錄中屢有出現“既”、“晝晦”、“星見”、“不盡如鉤”、“幾盡”的描述。明確“食既”的記錄共有36次。有的記錄描述“帶食而出'或“帶食而入”;有的記錄描述被食部分在太陽的南部或北部。有趣的是,儘管環食發生的機率比全食高,卻只有《元史·天文志一》中的一例環食記錄:

(元世租)至元二十九年正月甲午朔,日有食之,有物漸侵入日中,不能既,日體如金環然,左右有珥,上有抱氣。

  38條記錄有具體食分的描述。食分有用十五分式,也有四分、三分、二分式,但多數是十分式,例如《舊唐書·天文志下)有:

(唐代宗)大曆三年三月乙巳朔,日有食之,自午虧至後一刻,凡食十分之六分半。

  (3)日食時刻記錄。 64條記錄載有時刻(至明末另有10條),載有初虧時刻23條,食甚時刻41條,復圓時刻18條。現存最早的日食時刻記錄出自《漢書·五行志》:

(漢武帝)元光元年七月癸未先晦一日,日有食之,在翼八度。 ……日中時食從東北,過半,晡時復。

這裡日中時、晡時是當時對時間的表述。雖有一定規律,但甚為粗疏,也缺少嚴格的定義。上述64條計時記錄中大約有三分之一屬於此類,多在南北朝以前。自隋朝起,正史中日食計時均使用十二時辰(每時又分為“初”、“正'兩半)和百刻製(一“刻”大約相當於現代的15分鐘),例如上文唐肅宗上元二年日食。至清代,就普遍使用“分”為單位了(詳見下節)。陳久金對這些記錄進行了整理研究。李致森等曾用這些記錄來求解地球自轉速率的歷史變化。

  (4)日食所在宿度。中國古代用二十八宿系統來表達天體的位置。 “某宿某度”表達天體的赤經,“去極某度”表達赤緯。由於日食時日月在黃道上相合,“某宿某度”就表達了日月的確切位置。例如《漢書·五行志》:

高祖三年十月甲戍晦,日有食之,在斗二十度。

這樣的記錄有216條,多集中在漢代和唐代。漢代日食記錄共137條,其中有宿度的記錄92條,皆出自《漢書》和《後漢書》的五行誌中(帝紀中沒有)。唐代日食記錄共105條,其中有宿度的記錄93條,皆出自《新唐書·天文志》(新唐書帝紀和舊唐書紀志沒有)。太陽所在星空通常是看不到的,因此這些記錄顯然不是日食時的觀測結果。它們是事前的計算,還是編史時的加註,尚有待研究。

  (5)觀測地點。中國正史所載的天象記錄,出自欽天監之類的皇家天文台,因此這些不註明地點的觀測,應當是在當時首都做出的。也有極少數天象記錄,尤其是日食記錄,註明來自外地。註明地點的日食記錄共20條,以漢代居多,例如《後漢書·五行志六》有:

和帝永元二年二月壬午,日有食之,史官不見,涿郡以聞,日在奎八度。

總而言之,這一時期的日食記載大多簡單而公式化,來源也單一地出自史官的記載和正史的流傳。

常規記錄時期的日食還存在一些明顯的疑問。由於這一時期日食預報已經逐漸形成製度,留存至今的記載究竟是預報還是實測,難以判斷。儘管有“陰雲不見”、“當食不食”之類的記載,個別洋細記錄也比較了計算和實測的差異,但是混淆的情況還是很可能存在的。一些記錄的事件和情形在中國不可見,正說明這種混淆。此外,觀測地點是否都在首都,也難以一概而論;外地報聞的信息有可能在史書的記載、編纂和流傳過程中被剪裁,以致與首都所見相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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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兩代的日食記錄

兩個因素導致明代中葉以後日食記錄形態的​​明顯變化。自明代起,編修地方誌之風大盛,其中有不少各地發生的天象記錄和其他自然現象記錄。同時由於時代漸近,留存至今的各種書籍也十分豐富,一些筆記小說也生動地記載了親歷的天象。同時,自明末起,西方天文學知識逐漸​​傳入中國,先進的日食計算方法是最能打動朝廷的。明代官方的日食記錄與過去相比基本上沒前改變;清代官方的日食記錄則遠較過去洋細,大量檔案留存至今。

  1.明清地方性日食記錄

地方志卷帙浩繁,要做全面的瀏覽是極其困難的事。 20世紀70年代中期,國家組織天文和圖書館系統人員,遍查全國七千多部十二萬卷地方志以及萬餘卷其他古籍,檢出其中與天文學相關的信息,分類編成《中國古代天象記錄總表》和《中國古代天文史料彙編》。參加這項工作的有300餘人。由於篇幅巨人,多數內容未能正式出版。 《總表》的部分內容結集為《中國古代天象記錄總集》出版,但其中大量地方日食記錄已被略去。

《總表》共載自古至清末的日食3000餘條(當然,其中包括對同一次日食的多次記載)。載有日食的地方志,全都是明代以後編纂的,地方志元代以前的日食記錄為數也不少,但幾乎沒有獨立信息。按“分野”理論,星空和地面的區域是互相對應的,因此地方誌中往往將歷代“相關”天區的日食記載轉錄其中,作為本地區曾經發生過的大事。例如《新唐書·天文志》載“玄宗開元九年九月己巳朔日有食之在軫十八度”,同治湖南《桂陽州志》、雍正《常寧縣志》、道光《永州府志》都有記載。顯然這些記載並非當地在唐代見到日食,只是清代的編纂者相信湖南“入軫”而已。

自明代起,地方誌中的日食記錄陡增,許多記錄顯然是當地見食的獨立記載。例如正德九年八月辛卯(1514年8月20日)日食,全食帶經過甘南、川陝、湖北、贛北、閩浙,71種地方志詳略不同地記載了全食的情景。嘉靖江西《東鄉縣志》:

正德九年八月辛卯朔,午時忽日食既,星見晦暝,咫尺不辨,雞犬驚宿,人民駭懼,歷一時復明。

這樣的記載具有較高的科學和歷史價值。

《總表》共載有明代地方性(包括地方志和地點較明確的其他書籍)日食記錄662條,清代地方性日食記錄1103條。研究表明,明清地方性日食記錄具有以下特點:

(1)與正史不同,地方志的日食記錄缺少系統性和公式化。它往往只記載那些引起社會轟動的日全食或近全食。因此其記載往往較詳細和生動。

(2)同一省或府的幾個縣往往有字句完全相同的描述,它們很可能是互相轉錄天象記錄,因此難以分辨其獨立性(其動機如前所述,是出於星占的觀念) 。此外某些地方志完整系統的日食記錄很顯然是轉抄自正史天文志。例如廣西《來賓縣志》記載了明代99條日食,除了少數幾條明顯的筆誤外,幾乎與《明史·天文志》一一對應,連北京可見而廣西不可見的也在其中。

(3)地方性日食記錄的錯誤率極高。據筆者對明代地方性日食記錄的統計,錯誤率高達70%(明代正史記錄錯誤率只有12%)。清代地方性日食記錄的錯誤率是54%,而清代正史記錄錯誤率僅為3%。這是因為地方志天象往往經過事後的回憶才付諸筆墨,年代相差一兩年是常有的事。而正史天象記錄是專業人員當時的記載,錯誤只會發生在傳抄過程。例如上文所述正德九年日全食,71條記錄只有31條日期是完全正確的,其他的往往相差一兩年,或是很容易判斷的筆誤。

  2.明清官方日食記錄

中國古代官方天象記錄大致按照“皇家天文台觀測記錄(候簿)—觀測報告(奏摺)—宮廷日記(起居注)—帝王史(實錄)—朝代史(帝紀/天文志)”這樣一個脈絡進行,自明代起,帝王實錄基本保存充好,清代的宮廷檔案就更加豐富。

根據現代計算,明代首都可見的日食(食分0.05以上)共101次,其中正史記“日有食之”88次,“陰雲不見”5次,“當食不食”1次,無記錄7次。明代正史共記載與日食有關的記錄113條,其中記載“陰雲不見”7條(實際有食5),“當食不食”6條(實際有食1).記“日有食之” 100條,其中並無日食或併不可見的12條,正史中的錯誤記錄,極大的可能是混淆了預報和實測,流傳和筆誤所造成的錯誤極少。

明代官方日食記錄基本上仍舊保持前代的“常規”形式,在《實錄》中,儘管詳情也不多,但個別事件的相關記載也還引人入勝。例如嘉靖四十年二月辛卯日食(1561年2月14日),《實錄》記載當日微陰,欽天監言日食不見。皇帝為此十分得意,“以為天眷”,還打了一場該不該救護的官司,若干官吏因為未見日食就行救護禮而被罰俸記罪。實際上這次日食不但發生了,而且環食帶恰恰通過北京,食分高達0.95,幾近全食。按說即使“微陰”,這樣大的食分也應該察覺。但該次日食發生在日落前(帶食而入),大約“慶幸”之餘,已無人去注意日食究竟是否發生了。

《清史稿》等官方史書共記載日食104次。根據現代計算,這104次日食,有5次日食北京不可能發生,其中3次北京看不到,中國東北部分地區能看到的2次,中國內地完全看不到,而世界其他地方可以看到的1次。其中東北部分地區能看到的1次日食,《清朝通志》記載“日食,食不及一分,是日陰雲不見”,明顯是預報。而另外2次當日不可能發生的日食,極有可能是在成書或傳抄中弄錯了日期,清朝正史中的日食記錄包括了這一時期發生日食的絕大多數,首都北京發生可見日食(食分0.05以上),而正史中未有記載的僅有7次,且均帶食出入或發生在日出或日落時,而帶食出入無論是在計算還是觀測時,都容易被疏漏。有三次不是帶食出入且食分較大的日食,正史未載,清朝的日食預報製度已經很健全,這三次正史漏載的日食極有可能是記載或成書過程中的疏忽造成的。

《清朝文獻通考·象緯考》記錄了順治元年到乾隆五十年(公元1644∼1785年)的47次日食,內容相當詳細,整齊劃一,例如:

(順治)元年八月丙辰朔(1644年9月1日),日食在張宿八度十八分,食二分四十八秒,午初初刻一分初虧,午正一刻二分食甚,未初一刻十四分複圓。

這些記載給出不可能看到的日食所在宿度、食分的精度過高,說明這些記載顯然是計算(預報)的結果,並非實際觀測記錄。這些記錄覆蓋了這一時期全部的明顯日食,竟然沒有“陰雲不見”的情形,也說明它們只足一系列計算結果(下文述及的欽天監檔案記載了其中某些日食由於陰雲而未見)。 《清朝續文獻通考》記錄了此後直至清末的200多次日食,內容只有“日有食之”,直接說明是推算的結果,甚至包括“日食在夜”、“中國不見”的事件。

《清史錄》記載了順治元年到同治十三年的82次日食。該書記載簡單,並有大量遺漏。 《清史稿·本紀》中的日食記錄貫穿了整個清代,其計88次日食記錄,但漏載也不不(15次)且記載形式非常簡單。 《清史稿·天文志》中有50次清代日食記錄,只記到乾隆六十年,僅漏載4次,記載形式較為詳細。例如上述順治元年日食,記為“午時,日食二分太,次於張”。

現存清代禮部檔案和飲天監檔案載有豐富的天象記錄。這些檔案被整理出版為《清代天文檔案史料彙編》。

禮部檔案中包括自乾隆六年至光緒二十七年的“欽天監進日食本”88例,是每次日食以前約半個月,飲天監上奏的日食計算結果。通常包括京師及各省府的日食食分、各食相的時刻方位、日躔宿度。顯然,這種“欽天監進日食本”正是上述文獻通考記載的來源。查本書日食表,清代北京可見的日食(食分超過0.05)共103次,顯然有一部分“欽天監進日食本”被遺失了(通考所載的47例與禮部88例互自補充)。石雲裡等通過朝鮮文獻補充了其中一部分。

欽天監檔案中康熙二十年到光緒九年的40次日食觀測報告,載有觀測人員名單、初虧/食甚/復原時刻方位和和占卜結論。例如康熙四十三年十一月初一日(1704年11月27日)“飲天監正常額題觀候日食本”:

欽天監監正常額等謹題,為現候日食事。

本年十一月初一日丁酉朔日食分秒時刻並起復方位已經具題外。臣等與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達尚、王作舟齊赴觀像台,公同天文科該直五官靈臺郎瓦爾喀等,用儀測至午正三刻十一分南稍偏西初虧,未正一刻食甚,中初一刻七分西南復圓。

臣等謹按佔書曰:十一月日食,糧貴;在心宿食,將相異心;丁有日食,侯王侵。

  從行文看來,顯然是實際觀測。但令人可疑的是,除了幾次陰雲不見以外,這些“用儀測”得到的結果竟然和“欽天監進日食本”中的預報分毫不差!當時的預報和觀測真的能達到如此之高的水平嗎(這需要預報和觀測的時刻分別達到“分”以下的水平)?

呂凌峰用現代方法計算了這些日食記錄,發現其計時誤差在1735年以前約為15分鐘,其後約為8分鐘。如此之大的誤差,怎麼可能預報和觀測完全相符呢?原來,這些天文官員並沒有認真觀測日食,只是把原先的預報時刻抄下來,再作為實際觀測時刻報上去。如此弄虛作假,就不怕被皇帝發現而治罪嗎?累然有被捉住的時候。上述康熙四十三年“觀候日食本”後面有皇帝批示:

朕用儀測驗,午正一刻十一分初虧,未正三刻二分食甚,申初一刻復圓。查七政歷,未初三刻二分日月合朔,新法推算無舛錯之理,這舛錯或因誤寫字畫,或因算者忽略,將零數去之太多多,亦未可定,著詳察明白具奏。

皇帝親自觀測的結果與欽天監的結果相差極大,竟然沒有悟出是受了欺騙。難怪以後永遠是拿預報來冒充觀測。中國古代天象記錄,有時象徵意義大於科學意義。研究者不可不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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